admin 文/周佳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以“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法，用单元剧的形式讲述了李延年、于敏、张富清、黄旭华、申纪兰、孙家栋、屠呦呦、袁隆平等8位功勋人物献身祖国人民的精彩华章。
在有限的集数中拍好这八位功勋人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总导演郑晓龙所说：“我们不追求把每个功勋人物写成长篇传记，而是截取他们人生最有华彩的一部分，做到主题突出、结构精致、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凑，既追求分组故事风格各异，又要实现整体的统一融合，让广大观众看得懂、看得进、喜欢看。”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
“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
李延年同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最主要的事迹是参加抗美援朝并立下了不少功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但志愿军为什么是最可爱的人？如何让现代观众尤其是对战争毫无概念的年轻观众对我们的战士产生共情？这个单元做了最好的回答。
战前部署，在各连连长“争抢任务”时主动化解干戈、从侧面和全局视角解读连队任务的实战价值，这是解放军事思想，这是对应片名的“能武”；指导班排一级的干部领悟“对士兵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以及非常写实地让立了大功的前国民党士兵罗厚财，在镜头前眼神坚毅地对李延年说出了自己的梦想：“我想入党”，这是解放民主思想，这是对应片名的“能文”。
特别是小安东这段，拍的非常好。面对逃兵小安东，七连连长刘家龙的反应是这样的：“就为了个女人，值得吗？没出息！”看似说的很对，可实际上呢？连指导员李延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小安东啊，是靠二妞给养大的，大概是他七岁的时候吧，一下子就饿到在了村外边的一片田野里头，正赶上二妞放羊从这儿路过，就发现了他，当时的小安东就跟死人一样，二妞用自己的嘴，把羊奶吸出来喂进了小安东的嘴里头，把他救活了。”
之后，他告诉大家“二妞”的普遍性：二妞，是妻子、是女儿、是母亲、是姐妹，更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等全世界受到压迫的人民！
特别是当李延年喊出“我们保护的不是一个二妞，而是千千万万个二妞，而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祖国”时，小安东忏悔地留下眼泪，也是在这一刻，小安东真正成长了！这也就是政工干部李延年同志告诉大家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而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语是人民！
这一段，用最直观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出了国际共运、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的真正含义。
面对上级政审领导对期间某些国民党军队出身的战士们不信任，李延年选择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情况下，主动带领他们为自己正名，向那个不断进行广播策反的台湾汉奸“皮特王”发起进攻。同样出自国民党军队，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改变？李延年同志在为战士们鼓劲时说出的那段台词就是答案：“祖国会感激我们，人民会感激我们”， “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因为“我们的祖国无比强大，不容欺辱！”。
“我们造的就是底气”
如果说李延年的故事是热血澎湃、水到渠成，那么于敏的研究就是平地惊雷、静水流深，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旦爆发就是响天震地。
所以，于敏篇画面镜头是冷静的，角色表演是隐忍的，于敏其人柔中带刚，看起来文文弱弱，内里刚强不屈，不屈从权威、不屈从多数。
电影《横空出世》中有灵魂一问：“你愿意隐姓埋名吗？”
和邓稼先一样，于敏的回答是：“愿意。”
起初，于敏同意改变学术方向、专研设计氢弹。吃混沌时，领导老郝问他何以如此坚决，于敏说：“你来一碗，我也得来一碗。你有，我也得有。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一样。你想要和平，就得有不怕打仗的底气。什么是底气？我们造的就是底气！核平衡才是平等，咱们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们，不平等只能挨打。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投身“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功勋先贤均有如此觉悟，《钱学森》就说：“手上没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美国、苏联有氢弹，中国也该有，也会有，面对强敌才有底气、才会不虚。就在自此以后不久的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直到如今，地球上只有五个国家有氢弹，“巧合”的是他们刚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国际秩序的真相是：“五常”（氢弹）说了算。手中有剑，才有底气。而于敏及其同事就是祖国的“铸剑师”、民族的“造气者”，为此他忍受肠胃疾病的折磨、克服贫乏的物质条件、闯入未知的科学领域……这无疑令人感念。
最后，氢弹爆炸成功，大街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于敏内心激动但什么也不能说，只能夜深人静时在家里展开一面国旗，整装肃立，《后出师表》背景声中，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穿越千年与于敏融为一体；镜头转到躺在床上未眠的妻子，她不解、含泪、微笑、了然。我们明白，妻子终究还是悟到丈夫从事的是什么伟大事业。
隐秘而伟大，于敏当之无愧。
“我要做他们没有做完的难事”
与前两位功勋相比，张富清则是细水长流。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牢记自己是党员得冲在最前，总是主动请缨承担最艰难任务，选择去最穷困的区域、最偏远乡村驻点办公，尽全部之力，做务实之事。他遇事不避，笑对困难。无论事情困难多大，群众多么不理解，家人多么艰难，自己多么委屈，他总是使出十二分力，但脸上从来是挂着微笑，以乐观攻坚克难。
在来凤县粮管所，发动群众舂米保供；在三胡区，身体力行开渠引水、筑坝发电；在高洞，带领大伙炸山修路；在湖北恩施建设银行，走遍大小企业，无一笔呆账、坏账……尤其是村里通电亮灯时的艺术处理，浪漫到令人泪目。
但是，恰似烛照四周而灯下黑，他似乎偏偏对不起家人。为子，苦了母亲。在世时，他不在身前照顾；病重时，他不在床前看护；离开人世时，母子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为夫，苦了妻子。妻子孙玉兰苦心孤诣照料家庭子女，为了支持丈夫负责的全区“精兵简政”工作，从供销社退职，只能各种打零工补贴家用，劳碌之下还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为父，苦了孩子。孩子从小吃不饱、穿不好；因为工作耽误长女治病，长女得了病毒性脑膜炎留下后遗症；长子想通过他的关系进入一家国营工厂招工，被他一口回绝……
直到最后两集，回忆解放战争峥嵘岁月，将张富清的过往徐徐展开，也将他的内心世界彻底张开：“我向烈士们发誓，我要做他们没有做完的难事，打他们没有打完的硬战，去完成他们的遗愿。”
自此，一切都可以理解，理解了他为何主动深藏功名，藏起多枚一等军功章与报功书；理解了他为何扎根基层、自找苦吃、透支全力、奉献一切；理解了他为何细水长流般不竭做难事、打硬仗、扛大旗。
他活着，不是一个人活着，而是为千千万万战死的战友而活着，也就不允许自己有所保留、存有退路。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24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海丰一个医者家庭，耳濡目染，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当一个好医生。可是好景不长，到了该上中学年纪，却遭遇日寇犯我中华，家附近的中学都关闭了，于是，14岁的黄旭华在大年初四离开了家，开始了他抗战年代的漫漫求学路。
1954年和1957年，美苏先后研制出核潜艇，1958年6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原子能事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聂荣臻元帅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中央批准后，便成立了一个29人的造船研究技术室。当时人才非常匮乏，就连还未毕业的交大造船系学生也参与到了研究事业，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1959年6月，苏联专家撤出中国，连带着原子弹、核潜艇的技术资料一并烧毁或带走。研制核潜艇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打破美苏国家的核潜艇技术垄断，毛主席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之后，毛主席的誓言刻在了位于武汉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办公大楼的墙壁上。也是这句誓言，黄旭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剧中反复提到了黄旭华的三面镜子：第一面是放大镜，把所有能搜集到的与之相关的资料信息都整合起来；第二面是显微镜，把信息放大、筛选；第三面是照妖镜，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分辨清楚，最终为我所用。
在研制核潜艇中，三面镜子是黄旭华的战略方针，指引着初出茅庐的科学家们突破难题。按照这种思路方法，大胆将美国水滴型艇型的三步走合并为一步，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研制出了第一艘水滴型核潜艇。之后，又有报道称美国核潜艇采用65吨的大陀螺，以保证在发射导弹时保持艇体稳定，但黄旭华不盲目跟风，经过数次精准的测算，最终否决了用大陀螺保持艇体稳定的设计方案。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我就是一心想让姐妹们挺起腰杆，活出个人样来”
“每个中国人都该感谢申纪兰老人家”，这句话听着夸张，实际上却是恰如其分。申纪兰有三个身份值得被我们铭记，一是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之一；二是她是第一到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是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见证人、亲历者；三是新中国“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动者、实践者。“男女同工同酬”听上去简单明了：干一样的活儿，就应该拿到一样的报酬。这不光符合我国男女平等的原则，更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准则。然而在建国初期，很多地方仍然奉行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申纪兰的家乡更是流传着“好男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的说法。
1951年，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勤劳能干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但遇到了一个难题：干同样的活儿，女社员得到的工分比男社员少。申纪兰曾回忆，“那时候男女不平等，在农社里干活挣工分，两个妇女还不顶一个男人。这样不行啊。”在《申纪兰的提案》中，我们也看到申纪兰对着妇女们倡言：“我就是一心想让姐妹们挺起腰杆，活出个人样来。”
若是按照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那么男女平等在实践中就只是一句空话。只有妇女们能享有和男人一样的劳动的权利，男女平等才算真正推行开了。而申纪兰可以算是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在她的倡导下，男女同工同酬在1954年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是有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宪法权利，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热情更加高涨，半边天作用更加凸显。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1978至2017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从1.7亿增长至3.4亿人，涨幅翻了一倍。2019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在教育、医疗、传媒等行业，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
在每个时代，都涌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在各自的领域为女性树立起榜样和模范。而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申纪兰曾经的努力。斯人已逝，但她留给我们的“遗产”需要被精心保管，共同让世界对女性更加友好。
“骑着自行车上月球”
1957年，孙家栋在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那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什么时候咱们国家能有自己的卫星”这是孙家栋在高兴之余的思考。
孙家栋在苏联刻苦学习七年，以优异的成绩破格获得了本不该授予外国人的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剧中，孙家栋对航天事业的理想被苏联同学嘲笑是“骑着自行车上月球”，这句话成为了反向激励孙家栋的一味“良药”，从此化作孙家栋誓将幻想变现实的热血满腔。
中国航天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没有专家，白纸一张却要绘就斑斓梦想，凭什么？凭年轻人的坚定报国志。欣赏他的专家邀他随同去苏联，到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先进的地方继续深造，孙家栋的拒绝没有丝毫游移。
孙家栋起初从事导弹研制工作，在克服了国外专家退出、导弹研制技术空白等困难之后，凭开拓者的智慧与勇气，在钱学森的指点下，运用反设计的办法成功补齐了设计思路，几个月后，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导弹“东风一号”弹道导弹。
不过，脱离了对国外导弹技术的“复刻”过程，孙家栋也经历了“东风二号”的发射失利。剧中，孙家栋一行人在戈壁滩中挖掘导弹零件几天几夜的画面令人为之动容。。
在受命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过程中，孙家栋依然“归零重启”。面对各项技术上的瓶颈和时间紧、任务重的巨大压力，孙家栋一步一脚印将“18勇士”拧成一股绳，他虽然大胆删减方案，但始终保持科研人员的严谨态度，小到零件制造，大到决算卫星研制全盘，不断在挫折中锤炼出“航天人”奋斗本色，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
结尾一幕，当“东方红”旋律响彻太空的消息传来时，迎着日出等待报纸的孙家栋，在读到《人民日报》头版消息的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为什么他总是视事业重如山，而看名利淡如水？
因为忠诚为国的信仰！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从撕掉实验室的大字报，屠呦呦团队开始了由0到1的摸黑跋涉。在中医药学泰斗分配去烧锅炉、研究团队不敢怀疑中药水煎的萃取方法的背景下，科学怀疑精神被黑暗裹挟，寥寥的造光者被强权吞噬。但她谈起时神色自若：“怀疑是发现真理的起点。”“科学研究不应该有禁区。”
项目开始两年时间里，屠呦呦带领几个年轻人搞研究，拜老中医，汇集誊写640种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多个 ，但523项目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遇见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句，屠呦呦仿佛又寻见了希望。按照古人的方法制药，但抑制率一直上不去，似乎又是山穷水尽了，不想就此放弃的她忽然意识到，是高温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于是，屠呦呦采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提取青蒿。在第191次试验后，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效果达到100%，离成功不远了。
她有着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智识和勇气，以及面对逆境依然坚定立场的个人勇气。从攻克常山碱的毒副作用到制备水提物和乙醇提物，从亲自试药到纯青蒿素成功结晶分离，屠呦呦经历了试剂悉数葬身火海、研究工作被迫叫停、全组员慢性中毒、由于吸入过多有毒的乙醚等萃取试剂蒸汽，肝功能严重受损等重重困难……每当积淀已久的努力付诸东流，挫折将人的最大耐心推向悬崖边时，她总是以身作则，将组员团结一心，重新投入战斗。
直至今天，屠呦呦埋头苦干已经五十多年，眼里仍只有那些能治病救命的青蒿。在诺奖的获奖感言上她说道：“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饭碗要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做老师，剧中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得知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后，便决定用此学说指导育种，专攻水稻杂交技术。1961年七月，袁隆平路过稻田，发现了那棵“鹤立鸡群”的水稻，由此，他大胆设想水稻增产，逐渐开始了培养水稻雄性不育系。
科学是冷酷的，水稻是自花授粉、雌雄同蕊的作物，想要培养人工杂交水稻，就必须要先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而理论上找到的概率是三万分之一，甚至是五万分之一。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袁隆平和妻子及二位助手的努力下，从14万棵稻株中找到了第一棵天然雄性不育株，之后又在几十万稻株中，找到了另外五棵天然雄性不育株，这一年是1964年7月。
1966年，三系杂交水稻的发现以《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这是袁隆平的第一篇重要论文。
当国际权威科学家普遍认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时，袁隆平仍坚持试验。但收获结果不尽人意，稻谷减产5%，稻草增产60%。满城风雨又遭遇人为损毁，716株秧苗被人一夜拔光，就连家里的实验秧盆也被人砸的稀巴烂。多少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幸好得知秧苗被抛弃在井里，袁隆平不顾一切扎进井里，仅救出了5根秧苗，便藏于臭水沟旁继续培育。
直到1970年11月迎来了转机，助手李必湖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发现了花药败育的野生稻，并命名为“野败”。袁隆平立即以此为主要材料培育，向培育三系发起冲击。1971至1973年，袁隆平在“不育系、保持系”的基础上，又成功培育出了几万株“野败”。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利用“野稗”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产量也从亩产300公斤提高到亩产500公斤以上。
袁隆平常常提起他的两个梦想：一个梦是杂交水稻种遍全球，目前杂交水稻已推广至全球三十多个国家，这一梦想仍在继续；另一个梦是超级水稻长的比高粱还高，可以在稻穗下乘凉。
2021年9月24日，重庆大足拾万镇五彩田园成功种植15亩“巨型稻”，最高达2.2米，平均高2米左右；10月17日，南方稻区双季亩产突破1600公斤。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实现了。
他说：“一粒粮食可以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饭碗要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我们搞农业的，一定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尽我们的努力。”
或许我们对于袁老最好的致敬，莫过于：把碗里的饭吃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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