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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场被誉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的辩论。11月9日，争论多年的林毅夫和张维迎，难得坐在一个讨论桌上。
关于产业政策，在林毅夫这样的关注实践的经济学家看来，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的问题。
但在张维迎眼里，产业政策是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和废除的。（原因请查看他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所以，讨论难得，却是针尖对麦芒，无论如何找不到共识，令人遗憾，但也使对话更显激烈精彩。
本文是林毅夫教授在第72次【朗润·格政】产业政策思辨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林毅夫教授本人审阅。分享给关心产业政策和关注林张二人思想的读者朋友们。
他们的同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在会后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深入点评二人的辩论。近期刊出，敬请期待。】
图片由北大国发院提供
在对话开始之时，有必要对产业政策做个清晰的定义，否则很容易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新结构经济学根据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认为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信贷等补贴，工业园、出口加工区，R&D中的科研补助，经营特许权，政府采购，强制规定（比如美国政府规定的在某个特定期限前汽油中必须包含多少比例的生物燃料）等。但不是每个产业政策把这些措施都包含了，有的产业政策只涉及其中的一个，有的涉及两个或更多。只要针对特定产业会影响该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根据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剑桥大学张夏准教授在其获得多个奖项的名著《Kicking Away the Ladder》（上了楼房踢掉楼梯）一书中的研究，从16、17世纪英国追赶荷兰，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到二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低收入、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政府都用了关税保护、补贴等产业政策来扶持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他认为现在有些发达国家反对发展中国家使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的发展是一种过河拆桥的行为。
同样地，由斯宾塞和索罗两位诺奖获得者领衔的经济增长委员会在2008年发表的《The Growth Report》（增长报告），对13个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年均7%以上、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发展的经济体的研究发现，这13个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有效市场，积极有为的政府，也就是这些经济体也都采用了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不仅成功追赶的经济体使用了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也还在继续使用产业政策。以美国为例，作为高收入国家，其产业、技术是在世界最前沿，因此美国要想拥有新技术、新产业，必须靠自己研究和发明（R&D）。根据Mazzucato在《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企业家型政府）一书中细致的经验研究发现，现在美国在世界上领先的航天、信息、生化、纳米、医药产业，早期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都是政府支持的。
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谷歌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
并且，美国直到现在也还继续支持研发，2013年美国R&D的投入中，有接近40%来自政府的资金，来自企业的占60%。OECD的其他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有的多达80%，少的也有25%的R&D投入来自于政府。企业的R&D投入主要用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
但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所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企业家不愿意投入，如果政府不投入，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会有像比尔·盖茨或乔布斯那样车库里的创新企业家。
政府能用于支持R&D的钱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基础科研都支持，政府对基础科研资金的配置，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会发展那种新产业和新技术，这种选择性配置也是一种产业政策。
所以，只看到企业家发明新产品、新技术的贡献，而没有看到政府在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之前所投入的基础科研的作用，这是只看到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没有看到冰山在水面下厚厚的冰层，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要企业家，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观点是对现代新技术新产业创新特性的无知。
但是，因为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绩效却很差，即便在成功的经济体中，包括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也有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
可是，从上面引用的研究中可发现：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尚未见不使用产业政策而能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因此，不能因为大多数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就所有的产业政策都反对。如果这样做，就是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
由于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而许多产业政策不成功，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前提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才可能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有机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
企业家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体要发展好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因此，需要有建立有效市场所需的产权界定清楚和发育各种要素市场等制度安排。
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或缺。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了，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不会有垄断利润。
也就是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或成功都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在18世纪英国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给新发明获得丰富的垄断利润的机会也就不会有罗巴克和博尔顿等人出资支持瓦特发明蒸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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